主页 > 一带一路 >

“一带一路”延伸推动中拉合作进入新阶段

发布者 ; 站点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

时任智利总统的巴切莱特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出席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5月13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巴切莱特总统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以双边自贸协定升级为主线,构建多元合作格局,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对接发展战略,促进相互投资,推进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地区互联互通、清洁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重大合作项目。 5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同马克里总统举行会谈时赞赏阿根廷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2018年1月22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下称“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发表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声明指出,拉共体国家外长对中国外长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介绍表示欢迎和支持,认为该倡议可以成为深化中国与拉美国家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的重要途径。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智利总统皮涅拉于2019年4月24—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截至2019年4月30日,中国已与19个拉美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政策沟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中国就已经与许多拉美国家建立了多种多样的政策沟通机制。例如,中国与阿根廷在1990年11月建立了两国政府磋商制度,在2013年9月建立了政府间常设委员会机制;与巴西在2006年成立了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与秘鲁在1992年建立了政治磋商制度;与委内瑞拉在1991年建立了外交部磋商制度,在2001年成立了两国高级混合委员会;与智利在2005年成立了议会政治对话委员会;与墨西哥在2004年成立了政府间两国常设委员会,在2008年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

除双边对话机制外,中国还与拉共体建立了多边对话机制。2012年8月,双方就建立中国—拉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对话机制达成共识。2015年1月8—9日,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于2018年1月19—22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

2017年5月14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平行主题会议上表示:“经过三年多来与各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我们体会到,做好国与国之间的政策沟通,需要重点加强四个层面的对接。”这四个对接即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机制与平台及具体项目的对接,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对接。

但是,大多数拉美国家并未制定发展战略或发展规划。有些拉美国家曾提出一些类似发展战略或发展规划的设想,但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在此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政策沟通除了发展战略或发展规划的对接,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双多边对话机制。

在完善现有双边对话机制的过程中,既要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也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智库、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既要倡导对话方式的灵活性,,又要力求实现更高的机制化;既要重视对话的形式和内容,也要关注对话成果的落实。

多边对话机制是中国与拉美开展整体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2016年11月发布的《中国对拉美政策文件》第七部分“整体外交”写道:“中方愿与拉方一道,根据《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拉合作规划(2015—2019)》《中拉论坛的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相关精神和主要目标,坚持尊重、平等、多元、互利、合作、开放、包容和不设条件原则,积极推进论坛框架下各领域合作。发挥好论坛部长级会议、中国—拉共体‘四驾马车’外长对话、国家协调员会议等机制作用,举办好政党、法律、青年、智库、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企业家、农业、民间和地方友好等领域分论坛活动,办好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不断完善中拉论坛机制建设,在条件成熟时举行由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峰会。”

在完善多边对话机制时,中拉双方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一是能否恰如其分地处理多边与双边对话机制的关系。多边对话机制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大优势就是为双方节省了大量外交资源。但是,过去几十年中拉关系的发展进程表明,绝大多数合作项目均以双边关系为基础。尤其在经贸领域,双边合作的现实可行性和客观条件大大优于多边合作。这意味着,多边和双边对话机制各有千秋,相互不能取代。二是能否强化拉共体的功效。拉共体作为拉美国家的一体化组织影响重大,但过去几年该组织的功效似乎低于最初预期,不团结现象较为明显。因此,如要完善中国与该组织之间的政策沟通,必须处理好其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三是能否将中拉政策沟通中的多边对话机制范围拓展到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及美洲开发银行。这两个多边机构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影响重大,前者体现在政策层面,后者体现在资金层面。因此,吸纳其参与中拉政策沟通对完善中拉多边对话机制大有裨益。

设施联通